接下来的课程，由军务处秘书司司长林婉儿主持。

她利用大量鲜活的事例，比如老农分到土地后的泪水、流民得到安置后的笑容、士兵们领到足额军饷寄回家时的自豪，深入浅出地讲解兴国军的政策、纪律和远大目标。

“光讲大道理不行，还得会解决实际问题。”

林婉儿强调道：“士兵想家了怎么办？民众对政策有疑虑怎么办？甚至有人散布谣言怎么办？这些，都是你们未来工作中会遇到的具体问题，培训班会教你们如何沟通，如何疏导，如何凝聚人心！”

培训并非一帆风顺。

一位原官军出身、性格耿直的学员提问：“卢部长，咱们整天讲为了百姓，可打仗总要死人，怎么让兄弟们心甘情愿去拼命？”

卢象升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你若守护的是皇帝老儿的金銮殿，死了或许只得个虚名；但若你守护的是你身后刚刚分到田地、终于能吃上饱饭的父母乡亲，你觉得，值不值得？”

那学员愣了片刻，猛地挺直胸膛：“值！”

类似的思辨在培训班中随处可见。

晚间，学员们还会分组讨论，模拟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情景。

基地内还定期举行“诉苦大会”，让来自天南地北的士兵和民众讲述自己过去的悲惨遭遇，强烈对比现在的生活，极大地激发了大家对现有秩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这些经过严格培训的教导员和政治辅导员，如同种子般撒向兴国军的每一个角落。

连队里，训练间隙，他们会组织士兵学习简化字，唱军歌，如《兴国军战歌》：“我们是百姓的子弟兵，为了吃饭为了活命……”；工坊里，休息时间，他们会宣讲政策，调解纠纷；甚至流民安置点，也活跃着他们的身影，安抚情绪，解释规矩。

潜移默化中，“兴国军”不再仅仅是一个军事组织或管理机构，更逐渐成为一种信仰和精神的寄托。

士兵们知道为何而战，民众明白为何而留，整个基地的凝聚力空前高涨。

这些举措都是赵子龙根据我党我军的成功经验进行复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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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效果也是空前的好。

从一开始，赵子龙就非常重视整个团队的思想和信仰教育，这是一个团队保证凝聚力和战斗力最重要的因素，远远胜过火炮利器。

就在兴国军内部进行着深刻的思想建设的同时，外界的战火却已呈燎原之势。

孔有德在登州站稳脚跟后，自封“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