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1月6日的夜晚，彼尔姆地区迎来了这个冬季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冻雨。

冰冷的雨点起初还带着点秋末的余温，但很快，随着西伯利亚寒潮的锋面如同无形的巨掌般碾过乌拉尔山脉，雨水变成了冰棱，无情地抽打着这片饱经战火蹂躏的土地。

地面来不及吸收的泥泞迅速被冻结，形成一层凹凸不平、滑溜异常的冰壳。

战壕里积了半壕的冰水，士兵们蜷缩在满是泥浆的掩体中，靠着彼此微弱的体温和一点点对明天的茫然期望，抵御着刺骨的严寒。

呵出的气息瞬间变成白雾，眉毛、胡须上都结满了霜花，步枪的金属部件冰冷得能粘掉皮肉。

在白军东征军的前沿指挥所里，科尔尼洛夫将军这位以坚毅和冷酷着称的沙皇利剑正借着马灯摇曳的光芒，凝视着铺在弹药箱上的作战地图。

他的手指重重地点在标着“彼尔姆”的那个圆圈上，指关节因用力而发白。

“先生们，”他的声音低沉，却像冰层断裂般清晰，传入每一位参谋军官的耳中。

“严冬，那只西伯利亚的白色巨兽，已经张开了嘴巴，我们必须在这只野兽将我们所有人吞噬之前，拿下彼尔姆！没有退路，没有犹豫！明天的进攻，将是决定性的。各部务必倾尽全力，像锤子砸碎核桃一样，砸开红匪的防线！”

他环视四周，目光如炬：“为了沙皇！为了神圣罗斯！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士兵！”

“乌拉！”军官们齐声低吼，声音在狭窄的掩蔽部里回荡，带着破釜沉舟的决绝。

与此同时，在彼尔姆城内那座由旧银行大楼改建的红军师指挥部里，气氛同样凝重得能拧出水来。

师长沙图诺夫，一个脸庞被风霜刻满皱纹的老兵，正不停地抽着廉价的马合烟草，烟雾缭绕，却驱不散他眉宇间的阴霾。

电话铃声像索命符一样此起彼伏，每一个铃声都可能带来一段防线告急的噩耗。

“弹药储备只够维持高强度战斗两天，药品奇缺，特别是止血带和麻醉剂……”后勤主任的声音干涩。

“工人营报告，他们只有每人不到二十发子弹，很多人还在用猎枪和冷兵器……”一名参谋补充道。

政委安德烈耶夫，一个身材瘦削但目光如鹰隼般锐烈的男人，猛地站起身，他身上的皮夹克沾满了泥点和已经变黑的血迹，他走到沙图诺夫面前，双手撑在地图桌上，身体前倾，几乎是在低吼：

“沙图诺夫同志！动摇了吗？看看窗外！那里是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用鲜血换来的苏维埃土地！托洛茨基同志的电报就在那里！”

他指向墙上钉着的一份文件，“‘彼尔姆之得失，关乎东线士气，关乎革命存亡！’这句话不是写在纸上看的，是要我们用生命去践行的！”

他转向指挥部里所有疲惫不堪的军官和通讯兵，声音提高，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力量：

“同志们！白匪和他们的外国主子想掐死我们，想把工农政权淹死在血泊里！我们要告诉他们办不到！”

“彼尔姆，就是他们的坟墓！每一栋房屋，每一条街道，都将成为埋葬他们的堡垒！没有弹药，就用刺刀！没有刺刀，就用牙齿！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他的话语像投入死水中的巨石，激起了短暂的波澜。年轻通讯兵们的眼中重新燃起了火苗。

沙图诺夫掐灭了烟头，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眼神恢复了惯有的沉稳：

“传令各部队，加固城防，准备巷战，把所有能动员的人都动员起来，妇女、青年团员，组织起来运送伤员、构筑街垒，我们要让彼尔姆，变成吞噬白匪的熔炉！”

1919年11月7日，黎明。天色未明，东方只有一丝死鱼肚般的惨白。冻雨已停，但寒风更加凛冽，像无数把冰冷的小刀，切割着暴露在外的每一寸皮肤。

凄厉的军号声和哨音，如同来自地狱的召唤，猛地撕破了清晨冻僵的空气，稀稀落落的炮火准备开始了。

但由于严寒导致炮管收缩，炮弹的落点变得杂乱无章，大多数都远远地落在了红军阵地后方，只在冻结的土地上留下几个无关痛痒的黑色疤痕。

“为了沙皇！为了神圣罗斯！乌拉！”

“上帝与我们同在！冲啊！”

成千上万名身穿灰色军大衣的白军士兵，如同决堤的灰色潮水，从他们的出发阵地涌出，踏着冰冷泥泞、覆盖着薄冰的土地，向着红军坚守的外围防线发起了决死冲锋。”

“军官们挥舞着闪亮的军刀，声嘶力竭地催促着队伍，士兵们高喊着口号，但声音在极度的寒冷和面对死亡的恐惧中变得扭曲、颤抖。”

“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布满弹坑和冻结尸体的开阔地上奔跑，沉重的军靴踩在冰壳上发出“咔嚓咔嚓”的碎裂声，肺部如同破损的风箱般剧烈抽动，喷出的浓重白雾瞬间就被寒风撕得粉碎。

红军阵地上，死一般的沉寂持续了令人窒息的一分钟，仿佛那片被冰雪覆盖的堑壕体系已经空无一人。

小主，

突然，如同火山喷发！

“为了苏维埃！为了托洛茨基同志！开火！”

马克沁重机枪那特有的、沉闷而极具穿透力的“咚咚咚咚”声率先咆哮起来，那是死神敲响的连绵战鼓。

紧接着，无数莫辛-纳甘步枪清脆的“砰、砰”声汇成一片致命的交响乐，中间夹杂着手榴弹凌空爆炸的闷响和破片飞溅的尖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