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口中的“产业化可行性”像一把万能标尺，试图衡量一切前沿探索。

丁元英始终沉默。

他没有看发言的人，也没有看桌上的文件，双眼微垂，仿佛入定。

但他的神识却如一张无形无质的细网，瞬间铺满了整个会议室。

他捕捉到那位产业大佬在说出“我们必须对市场负责”时，左手无名指下意识地摩挲了一下桌面，那是一个试图强化自身立场的微动作；他听到一位学院派权威在论证技术瓶颈时，语速比平时快了百分之八，心率也随之出现了短暂的紊乱，这是掩饰不确定性的典型表现。

他的注意力最终落在了角落里的三位年轻委员身上。

他们是近年从海外引进的青年科学家，全程很少发言。

但当议题围绕“基础研究”的长期价值展开时，丁元英的“神识”精确地捕捉到，他们三人在表示“原则上支持”这类场面话之前的平均停顿时间，比讨论其他议题时多出了1.7秒。

在那短暂的沉默里，他听到了一种被巨大体系压力所压抑的、渴望认同却又不敢出头的叹息。

会议在激烈的争论中陷入僵局。

就在这时，坐在主位一侧的老者缓缓起身。

他是赵振邦，国内制造业的泰斗，德高望重。

他一开口，嘈杂的会场立刻安静下来。

他的声音沉稳，每个字都掷地有声：“我们不是不相信未来，但我们更必须对国家的每一分钱、对纳税人负责。一个十年、甚至更久都看不到明确回报的技术，绝不能成为财政支出的优先项。这是原则问题。”

全场寂静，连呼吸声都变得小心翼翼。

赵振邦的话几乎给这个项目判了死刑。

就在这片凝固的空气中，丁元英第一次开口了。

他的声音不大，语气平和得近乎顺从：“赵老说得对，财政的钱必须用在刀刃上。所以我建议，这个项目前期可以不占用母基金的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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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看向他，满脸诧异。

“我的建议是，先以社会资本小规模试水，”丁元英不疾不徐地继续说，“由真正看好这个方向、并且有风险承受能力的资方先行投入。我们可以设立两个明确的里程碑节点，比如一年内实现百公里级稳定传输，三年内完成小型化样机。如果这两个节点都能达成，再由母基金按照‘阶梯认购’的方式，以市场公允价的溢价进行注资。这样既能验证技术的真实潜力，也保护了国有资本的安全。”

此言一出，会议室的气氛瞬间松动。

连最坚决的反对者都露出了思索的神情，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非常稳妥且负责任的退让。

赵振邦也重新坐下，微微颔首，似乎对这个兼顾了原则与灵活性的方案表示了默许。

唯有苏清徽，在所有人都松了口气的时候，心头却是一紧。

她敏锐地察觉到，丁元英在说出“里程碑”三个字时，目光极快地扫过旁听席的技术组，而在那个方向，项目负责人、青年科学家沈砚几乎以肉眼无法察觉的幅度，轻轻点了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