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是静静地听着,仿佛在听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
挂断电话后,他并未立即采取任何行动。
他转身对身旁的安德烈下达了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指令:“提取陈启明过去三年所有公开演讲、采访的全部音频资料。用最高精度的模型进行情绪波动分析,将所有波峰和波谷的段落全部标注出来,尤其是那些提及‘公平’、‘欺骗’和‘富人’的片段。”
安德烈有些不解,但还是立刻执行了命令。
丁元英则独自一人走进了隔音室。
他没有去听陈启明的演讲,而是重新调出了那些被证实为伪造的、来自山区儿童的录音。
这一次,他屏蔽了所有关于语音内容、技术破绽的分析模块。
他戴上特制的感应耳机,将自己完全沉浸在声音的海洋里,不再关注“说了什么”,而是专注于“声音背后的生命节奏”。
那是常人无法察觉的领域——心跳在句子间的微弱间隔、呼吸在情绪转换时的起伏变化、思维在组织语言前的停顿规律。
在海量数据的冲刷下,他的大脑像一台超高速运转的生物计算机,开始捕捉那些最细微的模式。
他发现,当一个人真正感到恐惧时,其语音前的吸气动作会下意识地延长0.econds以上,为即将到来的应激反应储备氧气;而一个刻意压抑愤怒或悲伤的人,则会在句尾的收音处,出现无法自控的、极其微弱的喉部肌肉震颤。
这些细节,这些被他称为“生命波形”的东西,是灵魂在声带上留下的、无法伪造的指纹。
数小时后,安德烈将处理好的陈启明音频分析报告发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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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元英将其与自己脑海中构建的“生命波形”数据库进行交叉比对。
起初,一切都只是常规的数据匹配,直到一个惊人的现象被他捕捉到。
在一次公开论坛上,陈启明意气风发地抛出那句着名的论断:“所谓的慈善,不过是富人用来掩盖剥削的遮羞布!”就在“遮羞布”三个字说出口的瞬间,他的语音基频突然下降了17赫兹,紧接着是一次长达0.9秒的、超出正常语法停顿范畴的沉默。
丁元英的瞳孔猛地收缩。
他立刻调出了那位山区母亲听说资助可能被终止时的录音片段。
在那位母亲用方言说出“我们该怎么办”之前,她的生理反应,与陈启明在那一刻的状态,几乎完全一致!
这绝不是巧合。
他进一步调取了更深层的生物信号模拟数据。
当两个音频样本被输入同一套脑电波模拟图谱进行分析时,一个更令人震惊的结果出现了:两人在表达那种混杂着愤怒、失望与无力的“被欺骗感”时,其模拟出的α波抑制模式,呈现出了高度相似的特征。
丁元英猛然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模仿,甚至不是共情。
这是某种更为深层的、由创伤引发的“情感谐频”。
两个从未谋面、身份天差地别的人,因为某种相似的、刻骨铭心的痛苦经历,在声音的物理层面上,产生了可测量的共振。
“安德烈,”他的声音第一次带上了一丝急切,“深挖陈启明的所有早年历历,特别是他家庭成员的医疗记录和财务状况。我要知道十年前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
这一次,线索很快浮出水面。
十年前,陈启明的母亲身患重病,在绝望中,他们相信了一家打着国际救援旗号的伪善慈善机构的承诺。
这家机构声称可以对接海外的廉价特效药和先进治疗方案,前提是需要一笔不菲的“手续费”和“保证金”。
陈家耗尽了所有积蓄,甚至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最终换来的却是廉价的安慰剂和一次又一次的拖延。
他的母亲在无尽的等待和希望破灭中,痛苦地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