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的是你！”苏清徽把平板重重放在他桌上，上面一条条绿色的盈利数据刺眼地跳动着，但其中夹杂着几笔在常人看来微不足道、在她眼中却极度异常的超短线操作，其频率和决策逻辑已经超出了人类反应的极限。

“你连续72小时不间断进行深度模拟，你以为你的大脑是超级计算机吗？你的身体在发出警报，你的精神正在被数据洪流撕裂！”

她深吸一口气，强压下情绪，语气转为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我提议，立即成立‘认知安全委员会’。所有涉及情绪拓扑学模型的深度模拟，单次不得超过90分钟，中间必须有至少三小时的强制休息。并且，模拟期间你必须佩戴实时的脑电图（EEG）监测设备，一旦数据显示你的α波和θ波出现异常，系统将自动切断连接。没有商量的余地。”

丁元英的脸色阴沉下来，这无异于在他亲手打造的王国里给他戴上了一副“认知囚笼”。

他正要开口反驳，苏清徽却从随身的文件袋里抽出几张纸，拍在他面前。

那是他自己的笔迹，潦草而扭曲，仿佛书写者正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纸上，只有四个字被反复、疯狂地书写着，一遍又一遍，力透纸背，几乎划破了纸张。

“他们都在尖叫。”

丁元英盯着那四个字，瞳孔中的抗拒瞬间被一种更深的恐惧所取代。

他想不起来自己是什么时候写下这些的，但那字里行间渗透出的、来自集体无意识深渊的恐慌与绝望，却像烙印一样灼烧着他的神经。

他沉默了。

这沉默，便是默许。

风暴眼内部的强制冷静，并未让外界的波澜有丝毫平息。

就在丁元英被戴上“紧箍咒”的第二天，埃及裔法国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这位以“依附理论”闻名于世的左派学者，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情绪拓扑学的可能性》的短评。

文章中，他并未直接为天序资本的“金融恐怖主义”行为辩护，而是以一种超然的学术视角指出：“……将丁元英先生的方法简单归类为市场操纵或反科学，是一种智力上的懒惰。它更像是一种全新的实证范式，试图为人类集体情绪的非线性动态建立数学模型。它不是反科学，而是可能超出了当前科学所能描述的语言边界。”

这篇文章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

尽管未被主流财经媒体重视，却被《社会理论》、《符号学研究》等多家顶级学术期刊迅速转载。

一场关于行为经济学边界的大争论在象牙塔内骤然爆发，支持者与反对者几乎将学术论坛的服务器挤爆。

远在巴黎的伊莎贝拉·陈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