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

苏浩非常的坦诚：“我仔细研究过欧洲三大奖的获奖影片，发现他们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性：批判体制，讽刺宗教，揭露民族劣根性。华国之前获奖的电影都是这样。”

黄冠民的手抖了一下，坐直了问道：“所以，《树先生》也是这样的一部电影？”

“一样，又不一样。”

苏浩继续解释：“以往华国电影中的边缘人物，往往被描绘成被动的社会受害者，他们的悲剧性源自外部环境的压迫，是社会的问题。”

“但《树先生》不是这样。树先生既是受害者，也是先知，他的疯狂既是时代抛弃的结果，也是对抗麻木的武器。”

“影片中的悲剧和社会、体制无关，而是时代的原因。”

“因为时代在进步，但总有一部分人没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被遗忘在某个角落。”

“当然，《树先生》确实批判了某些现象，但这种批判更像树人先生笔下的《狂人日记》和《祝福》。”

“当旧秩序瓦解、新秩序尚未建立时，人性中的贪婪、冷漠与愚昧被无限放大。”

关于这一点，苏浩必须要讲清楚，万一被网友上纲上线就不好了。

现如今而不是几年之后，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还牢牢的把握在西方手中。

你要想让自己的电影走出去，就必须要按照西方的视角，去拍华国的故事。

否则根本就没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