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权利与财富的成为国家的主人，失去一切的成为仆从、奴隶。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钱这个概念开始出现，简单来说它就是用于交换粮食、器物、土地上的产出等其它东西而出现的一般等价物。

有了钱之后呢，被统治阶级要把自己的生命和金钱交给统治阶级，这个行为叫做赋税。这个体系，就是国家财政。

国家与财政体系的建立，对百姓来说也不全然是坏事。

百姓把自己收成的一部分上交国家，国家有钱了。对外可以组织军队防御敌人，扩张领土，对内可以修桥铺路、治理水患、对抗天灾。

众人拾柴火焰高，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良性的发展。

不过它的弊端也很明显，国家财政不仅用于公共需求，也会用于统治阶级的私人挥霍。

如果皇帝和文武百官个个都是圣人，道德水平极高，夙兴夜寐、殚精竭虑为国奉献，把收上来的钱全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当然皆大欢喜。

可如果相反呢，这些统治者只是凡人，他的私欲过重，不觉得税收是百姓的期望，只觉得这东西是依托于暴力，加诸于刀剑而产生的强制权力，是一个阶层对另外一个阶层理所当然的剥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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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他们就不会考虑整个国家的公共需求和百姓的根本诉求，只会考虑如何满足个人的欲望。

这样的王朝必然地会走向矛盾、走向对立、走向彻底的毁灭。

国家财政这个概念诞生之初，它就一直在强制性与公共性的天平中左右摇摆。

但很可惜的是，不论是秦汉，亦或者是后世古代的所有王朝，大部分时间，国家财政都一直重重的压在强制性这边，直到天平支撑不住被打翻在地，直到有人从战火中把它捡起，重新建立平衡，这也就是所谓的王朝周期律。

文化会骗人，读书人会骗人，道德会骗人，谁都会骗人，但唯独国家财政不会骗人。

因为一切权利回归到本质，就是收钱与分钱。

从财政的角度来看，王朝周期律是这样的。

新的王朝建立，地广人稀，人人分到自己的土地，然后是贫富差距加大，土地开始兼并，一直发展到极限，也就是贫者无立锥之地。

大量土地囤积在地主、豪强、贵族、官僚的手中，国家收不到这些人的税，就只能对底层百姓敲骨吸髓。

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国家的财政开始出现巨大危机，这也就是一直困扰两汉的问题。

有人站出来改革，目的其实就是向富人收税，成功了就能延寿，失败了就只能暴毙。

成功的例子不多，因为不管怎么样，富人还是会把改革的成本转嫁到贫民身上，导致底层活不下去，国家手里也没钱，没法去做该做的公共性事业。

所以，每个王朝末年，看起来似乎都是天灾频发，或许其中是有小冰期频繁活动的因素在，但是一个王朝从建立到覆灭，它的整个生命周期里遇到的天灾其实是差不多的。

不是说到了末期就次数变多了，而是国家财政没钱救灾了。

从而起义爆发，天下大乱，人口死去大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文明，又被野蛮摧毁，新的王朝在废墟之上建立，而后重新开始循环。

东汉末年，恰好就是这个循环重新开始的开端，汉室老臣急着光复天下，收拾人心，刘备本人却不是很急。

因为他知道新的利益集团一旦固化并分到了蛋糕，凭他个人之力再想去动，去分这些人的钱，那指不定又要乱，到时候说不得就得把刀子捅向跟着他打天下的有功之臣。

当他是庐江太守的时候，可以冒着巨大风险，不顾一切的去割那些士绅的肉，放他们的血。当成为扬州太守时，他也可以用手下的军队弹压，把这新政推行下去。

可当他进了益州，加了王爵，并大封文武，产生一大批渴望土地与财富的新贵时，这新政的推行就已经不容易了。

南方的士族势力可一直都不如北方，在南边尚且如此艰难，半骗半哄的才让这些人心甘情愿的掏钱，他拿啥去革人家北方士族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