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夏末，银杏树叶把教学楼的影子拉得老长，我们九个留校生踩着铃声走进办公室时，总能闻到走廊里飘来的粉笔灰味。七名男生里，于德胜总爱把蓝布褂子下摆扎进裤腰，小匡的脖颈上永远套着口罩的白带带；女生只有两个——俞兰梳着齐耳麻花辫，笑起来有对浅浅的梨涡，团委书记的她总抱着本卷边的《毛泽东选集》；而邹薇，永远穿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线条利落的手腕，她是电工学老师，手里的万用表比课本还亲。
我们那时都是二十二、三岁的年纪，嘴上跟着喊“晚婚晚恋”的口号，枕头底下却藏着家人寄来的相亲信。于德胜先动了心，和隔壁城市的女同学偷偷约会，每次回来都给我们分水果糖；小匡也被表姐介绍了个小学老师，周末总借口“去图书馆查资料”溜出去。我看着他们，心里也发了痒，看了几个对象都没成功，最后竟在老姑的办公室与中学同学翁爱霞相遇，我们谈起了恋爱。
恋情刚捂热乎，就撞上了学生时期班主任王老师的“突然袭击”。那天下午，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泡了杯粗茶递过来，慢悠悠地问：“庆柏，有对象没？”我心里一紧，那时学校对留校生谈恋爱管得严，怕影响工作，忙摇头：“还没呢，王老师。”他听完笑了，往椅背上一靠：“我给你介绍个人，邹薇，你看怎么样？”
我手里的茶杯差点没端稳。邹薇的样子瞬间在脑子里冒出来——她讲课的时候总爱盯着学生，眼神亮得像灯泡，声音大得像鸟鸣；上次修办公室电路，她踩着梯子换灯管，我想搭把手，她却头也不回地说：“不用，你扶好梯子就行”，声音脆生生的。说实话，我不是没偷偷注意过她，可总觉得她太利落，不像翁爱霞那样温柔。我咽了口唾沫，支支吾吾地说：“邹薇……我挺
1975年的夏末，银杏树叶把教学楼的影子拉得老长，我们九个留校生踩着铃声走进办公室时，总能闻到走廊里飘来的粉笔灰味。七名男生里，于德胜总爱把蓝布褂子下摆扎进裤腰，小匡的脖颈上永远套着口罩的白带带；女生只有两个——俞兰梳着齐耳麻花辫，笑起来有对浅浅的梨涡，团委书记的她总抱着本卷边的《毛泽东选集》；而邹薇，永远穿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线条利落的手腕，她是电工学老师，手里的万用表比课本还亲。
我们那时都是二十二、三岁的年纪，嘴上跟着喊“晚婚晚恋”的口号，枕头底下却藏着家人寄来的相亲信。于德胜先动了心，和隔壁城市的女同学偷偷约会，每次回来都给我们分水果糖；小匡也被表姐介绍了个小学老师，周末总借口“去图书馆查资料”溜出去。我看着他们，心里也发了痒，看了几个对象都没成功，最后竟在老姑的办公室与中学同学翁爱霞相遇，我们谈起了恋爱。
恋情刚捂热乎，就撞上了学生时期班主任王老师的“突然袭击”。那天下午，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泡了杯粗茶递过来，慢悠悠地问：“庆柏，有对象没？”我心里一紧，那时学校对留校生谈恋爱管得严，怕影响工作，忙摇头：“还没呢，王老师。”他听完笑了，往椅背上一靠：“我给你介绍个人，邹薇，你看怎么样？”
我手里的茶杯差点没端稳。邹薇的样子瞬间在脑子里冒出来——她讲课的时候总爱盯着学生，眼神亮得像灯泡，声音大得像鸟鸣；上次修办公室电路，她踩着梯子换灯管，我想搭把手，她却头也不回地说：“不用，你扶好梯子就行”，声音脆生生的。说实话，我不是没偷偷注意过她，可总觉得她太利落，不像翁爱霞那样温柔。我咽了口唾沫，支支吾吾地说：“邹薇……我挺
1975年的夏末，银杏树叶把教学楼的影子拉得老长，我们九个留校生踩着铃声走进办公室时，总能闻到走廊里飘来的粉笔灰味。七名男生里，于德胜总爱把蓝布褂子下摆扎进裤腰，小匡的脖颈上永远套着口罩的白带带；女生只有两个——俞兰梳着齐耳麻花辫，笑起来有对浅浅的梨涡，团委书记的她总抱着本卷边的《毛泽东选集》；而邹薇，永远穿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线条利落的手腕，她是电工学老师，手里的万用表比课本还亲。
我们那时都是二十二、三岁的年纪，嘴上跟着喊“晚婚晚恋”的口号，枕头底下却藏着家人寄来的相亲信。于德胜先动了心，和隔壁城市的女同学偷偷约会，每次回来都给我们分水果糖；小匡也被表姐介绍了个小学老师，周末总借口“去图书馆查资料”溜出去。我看着他们，心里也发了痒，看了几个对象都没成功，最后竟在老姑的办公室与中学同学翁爱霞相遇，我们谈起了恋爱。
恋情刚捂热乎，就撞上了学生时期班主任王老师的“突然袭击”。那天下午，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泡了杯粗茶递过来，慢悠悠地问：“庆柏，有对象没？”我心里一紧，那时学校对留校生谈恋爱管得严，怕影响工作，忙摇头：“还没呢，王老师。”他听完笑了，往椅背上一靠：“我给你介绍个人，邹薇，你看怎么样？”
我手里的茶杯差点没端稳。邹薇的样子瞬间在脑子里冒出来——她讲课的时候总爱盯着学生，眼神亮得像灯泡，声音大得像鸟鸣；上次修办公室电路，她踩着梯子换灯管，我想搭把手，她却头也不回地说：“不用，你扶好梯子就行”，声音脆生生的。说实话，我不是没偷偷注意过她，可总觉得她太利落，不像翁爱霞那样温柔。我咽了口唾沫，支支吾吾地说：“邹薇……我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