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姐说，陈屿被换出去的那天晚上，学校的天台上出现了很多萤火虫。东北的三月哪来的萤火虫？但那天晚上确实有，很多很多，绿色的光点从教学楼的天台上飞起来，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后消失在夜空里。

有人数了，刚好四只。

对应那四个死去的孩子。

我姐说她站在操场上看着那些光点飞走的时候，忽然感觉到一阵风吹过来，很温柔，像是有个人轻轻抱了她一下，然后就散了。

她说她知道那是谁——那个学姐，那个她在楼梯间遇到的最后一个人。那个学姐终于走了，在困了三年之后。

但还有更多的，困了六年、九年、十二年，甚至更久的。我姐后来算过，这所学校搬到新校区是十二年前的事，但学校本身的历史有六十多年了。之前的校区在哪？发生过什么？为什么突然搬迁？这些问题没人能回答，但隐隐约约指向一个更大的秘密。

我姐说她最近开始做一个重复的梦。梦里她站在一个很大的大厅里，地上全是水，水里泡着很多很多的人，密密麻麻的，像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标本。那些人都睁着眼睛，看着她，嘴巴一张一合，但发不出声音。

每次她快看清最近那个人的脸的时候，就会醒。

我去问了老吴。

不是打电话，是我妈给了我几百块钱让我去沈阳看看姐姐，我就顺便去找了老吴。名片上的地址在沈阳老城区的一条巷子里，门脸很小，夹在一家修鞋铺和一家麻将馆中间，门口挂着一个木头牌子，上面写着“吴宅”，落款是民国什么年，后面的数字被磨得看不清了。

老吴见到我一点都不意外，好像一直在等我。

他泡了壶茶，跟我说了很多。

他说那所学校的根源不在新校区，在老校区。老校区在沈阳的另一个地方，解放前是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专门做些见不得光的研究。日本战败之后，医院的东西来不及带走，就地掩埋了。后来医院改成了学校，但地下的东西一直在。

再后来，那所学校频频出事，终于在九十年代末决定搬迁。新校址选在了一块空旷的荒地，他们以为换块地就没事了，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从老校区迁过来的不只是一所学校，还有地下的东西。那些东西跟着校址搬迁，随着地基的浇筑，重新找到了落脚的地方。

而那三栋楼的形状，根本不是什么风水设计，是巧合。彻头彻尾的巧合。

但巧合有时候比刻意的设计更可怕，因为它意味着一种更深层的、无可逃避的必然。三栋楼恰好摆成了三棺的格局，恰好压在了一块怨气最重的地上，恰好让那个东西找到了一个新的、更牢固的容器。

“那现在怎么办？”我问老吴。

老吴把茶杯放下，看了我一眼：“我上次去，本来是想把整个封印重新加固一遍的。但我看到了你，看到了你姐，看到了那些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