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厢内暖意融融，弥漫着淡淡的书香与陈年墨锭的气息。

马车缓缓启动，沿着清扫干净但依旧有些湿滑的街道，向皇城方向驶去。

起初，车厢内的对话是标准的官场客套，充斥着互相恭维与谨慎的试探。

徐阶先是盛赞陈恪征琉之功，“子恒此番跨海击贼，扬我国威，实乃不世之功业，陛下常与老夫言及，深为嘉许。”语气真诚，仿佛发自肺腑。

陈恪则连称“不敢”，将功劳归于“陛下天威庇佑，将士用命，元辅与朝中诸公运筹帷幄”，自己不过“效奔走之劳”，谦逊得无可挑剔。

徐阶又关心地问起上海港务、市舶司税收，言语间对陈恪的理财之能表示钦佩。

陈恪则对答如流，既不过分炫耀，也清晰陈述事实，将上海的发展归功于“陛下开海圣德”与“朝廷支持”。

两人心知肚明，他们绝非一路人。

陈恪是嘉靖亲手拔擢的“孤臣锐士”，行事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甚至冒险色彩，其根基在东南海疆，在日进斗金的市舶司和新练之军；而徐阶是清流领袖，代表的是一整套基于儒家伦理、科举正途的官僚体系价值观念，其权力根基在朝堂，在言路，在错综复杂的人脉关系。

他们的政治理念、行事风格、乃至背后的利益网络，都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差异。

但此刻，在这方寸车厢内，维持着表面的师生和睦、同僚惺惺相惜，是必要的礼仪，也是一种无形的较量。

话题，在马车经过刑部大街时，被徐阶看似无意地引向了刚刚尘埃落定的严世蕃案。

“……唉，想起严东楼，亦是可惜可叹。”徐阶轻轻叹息一声，脸上掠过一丝复杂的表情，像是惋惜，又像是释然，“昨日法司定谳，秋后处决的旨意，已经下了。”

陈恪目光微垂，语气平淡：“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严世蕃跋扈贪酷，罪有应得。”

徐阶微微颔首，沉默片刻，忽而抬眼看向陈恪，那双平日总是温和含笑的眼睛里，此刻却透出一股历经风波沉淀下来的、冰冷如铁的坚定光芒。

“子恒可知，”徐阶的声音压低了些，带着一种倾诉往事的沧桑感，“非是老夫不容人，不愿给人留条活路。实是……有前车之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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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顿了顿，仿佛陷入了回忆，语气变得深沉：“当年，我师夏贵溪公，便是因一念之仁，未能对严氏父子赶尽杀绝，终被其构陷，屈死西市。那时节，老夫就在一旁，眼睁睁看着……却无能为力。”

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着，仿佛在叩击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故而，老夫深知，”徐阶的目光重新聚焦，变得锐利起来，语气也带上了几分不易察觉的、近乎教诲的意味，“官场之上，尤其是到了你我这般位置，很多时候，由不得心软。对政敌，尤其是严东楼这等根基深厚、党羽遍布之辈，若不能连根拔起，则春风吹又生，后患无穷。什么‘得饶人处且饶人’，那是乡愿之言，是取祸之道，绝非庙堂之上生存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