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认出了什么，却又极力克制时的本能反应。

李天佑的后背瞬间绷紧了，却强迫自己保持着平静。他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往前走着，脸上甚至还挂着一丝恰到好处的、礼貌性的微笑，朝翠萍这个 “陌生人” 微微点了点头，就像街上任何一个有教养的市民，见到干部模样的人时会做的那样。

只有他自己知道，棉大衣下的心脏正跳得如同擂鼓，咚咚咚地撞着胸腔，掌心早已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把牛皮纸文件袋的边缘都濡湿了。

擦肩而过的瞬间，一阵凛冽的北风卷着地上的雪沫子，劈头盖脸地扑在两人脸上。翠萍微微侧身避风，围巾的一角被风扬起，露出了脖颈处一道淡得几乎看不见的疤痕，细得像一条线。

李天佑的目光像被烫了一下，猛地收了回来。

那道疤，他记得。

是多年前在北平城郊的大悲寺后山，他们为了躲避追捕，慌不择路地钻进树林，翠萍被横生的树枝划伤的。当时血珠渗出来，染红了她的衣领，她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只是随手扯了片叶子，揉碎了敷在伤口上，低声说了句 “不碍事”。

这么多年了，这道疤竟然还在。

三秒钟，不过是弹指一挥间。

小主，

两人已背道而驰，各自汇入了稀疏的人流中。李天佑没有回头，翠萍也没有。他们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在这条飘着雪的街上短暂相遇，又迅速分开，仿佛从未认识过，从未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并肩走过一段生死与共的路。

李天佑走到供销社门口时，脚步还有些发飘。他在门口的台阶上站了足足五分钟，任凭寒风刮着脸颊，直到冻得发麻，才勉强平复了翻江倒海的心情。

玻璃柜台被热气熏得有些模糊，里面的货物摆得整整齐齐。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装在透明的玻璃罐里，所剩无几，金黄色的糖纸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诱人的光。

李天佑定了定神，掏出兜里的糖票和几块零钱，隔着柜台递给售货员：“同志，买半斤奶糖。”

售货员是个梳着辫子的姑娘，麻利地称了糖，用黄草纸包成一个小方块，又拿纸绳细细地系好。

系上纸绳时，她压低声音说：“同志，明天早点来，听说要进一批水果糖。”李天佑接过糖包，指尖触到粗糙的草纸，暖意顺着指尖一点点漫上来。

付钱的时候，他瞥见柜台角落里堆着一摞新到的《红旗》杂志，封面印着炼钢工人挥汗如雨的画面，背景是通红的高炉，标题写着 “大炼钢铁，赶超英美”。

走出供销社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街灯一盏盏亮起来，昏黄的光晕在寒雾里晕开，像一团团揉碎的橘子皮。路上的行人更少了，只有风卷着雪沫子，在空荡荡的街上打着旋儿。

李天佑加快了脚步，棉大衣的下摆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可他的心里却像揣着一团乱麻，翻腾着无数个疑问。

翠萍为什么会出现在北京？她不是跟着余则成去了台湾吗？余则成呢？他还好吗？台湾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当年北平解放前夕，他冒险塞给余则成的那张纸条，上面写着蔡孝乾的名字。那个后来叛变的叛徒，到底有没有发挥作用？余则成是不是凭着那张纸条，提前避开了灾祸？

这些疑问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堵在他的喉咙口，闷得他喘不过气。他不敢深想，也不能深想。那个年代的秘密，就像埋在地下的地雷，稍一触碰，就可能掀起滔天巨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