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雪落的时候，我们正在船舱里围炉烤红薯。红薯是从镇上换来的，个大，皮儿薄，烤得焦黑，掰开里面是金灿灿的瓤，冒着热气，甜得流油。沈砚之把最软的那块递给我，自己啃着带点硬心的。雪落在船篷上，“簌簌”的，像撒了把盐，船舱里却暖烘烘的，炭火“噼啪”响，映着我们的脸，红扑扑的。

他忽然说：“等攒够了钱，我们就在淮扬买间小屋子，不用大，能放下一张琴，一张桌就行。院里种棵柳树，春天发芽了，绿莹莹的好看。我弹琴，你绣花，下雨的时候就坐在廊下听雨声，好不好？”

“好。”我总是这样回答，眼睛里的笑藏不住，像落了星星。那时我总以为，这样的日子还有很长，长到能等柳树枝繁叶茂，长到能把荷包上的芦花绣得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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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年冬天，淮扬下了场大雪。雪下了三天三夜，把天地都染成了白的，河滩上的芦苇被压弯了腰，像一群鞠躬的老人。画舫像被困在冰窖里，船篷上的积雪厚得能没过脚踝，推开门，冷风像刀子似的刮脸。

画舫里没炭了。前几天去镇上换炭，炭铺的老板说雪太大，炭运不过来，只给了我们一小筐，早就烧完了。船舱里冷得像冰窖，呼出的气都能变成白汽，我的手脚冻得发麻，缩在被子里，还是止不住地发抖……

沈砚之把所有的被子都盖在我身上，有我们自己缝的棉被，有从镇上淘来的旧棉絮，堆得像座小山，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他自己却只裹着件单薄的夹袄，抱着那把旧琴缩在角落，琴身被他焐得温热。“别冻着琴，”他笑着说，牙齿都在打颤，“这是我爹留的念想，比我的命还金贵。”

那天晚上，他开始咳嗽。起初只是偶尔咳两声，像被冷风呛着了，我没太在意，给他裹了件我的棉袄。可后半夜，咳嗽声越来越密，越来越重，他咳得直不起腰，蜷缩在那里，像只受伤的虾，脸白得像纸，嘴唇却泛着紫。

“我去镇上请大夫。”我披了件厚衣裳就要往外冲，手刚摸到船门，就被他抓住了。他的手冰得像铁，力气却大得惊人。

“别去，”他喘着气，声音嘶哑得像破锣，“雪太大，船划不动，你会冻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