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推辞，没有惶恐，没有那些本该有的姿态。

他只是接过诏书，然后开始处理政务。

第一件事，便是大赦天下。

立储大典并非这日唯一的重头戏。大赦天下的诏令随即颁布，长安城各座城门前贴满了盖着朱红大印的告示。

“大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

这道赦令，李世民在事变次日便已颁布。如今，它以皇太子令的形式重新确认，白纸黑字，盖上大印，让那些藏在暗处的东宫旧部、齐府故吏，终于敢走出阴影，重新站在阳光之下。

同时颁布的还有一道赦令：僧尼、道士、女冠，恢复原有身份。武德年间那场引发哗然的沙汰僧道诏书，就此废止。

史书记载这一日，用了八个字：“赦天下。复僧尼道士女冠。”

短短八个字，容纳了多少人的命运。

这场发生在武德九年六月的玄武门之变，到此尘埃落定。然而关于它的争论，才刚刚开始。

四百五十八年后，一位名叫司马光的北宋史官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写到这里，停下了笔。

他想了很久，然后写下了一段流芳百世的评论：

小主，

“立嫡以长，礼之正也。”

这是开篇第一句，也是最根本的一句。立嫡长子为太子，是礼法制度的正道，是数千年宗法社会的基石。李建成是嫡长子，于礼于法，都该是他。

但司马光没有停在这里。

“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

然而高祖皇帝李渊之所以能够拥有天下，全都是太宗李世民的功劳。这句话如同一把刀，干净利落地切开礼法表象，揭示事实本质，即是这江山，不是李渊一个人打下来的，甚至不是李建成参与打下来的。平薛举、剿刘武周、逼降王世充、灭掉窦建德、击溃刘黑闼，这些歼灭战，打下了大唐的半壁江山，是这个李家老二用战马和长槊，一寸一寸打下来的。

“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

“隐太子李建成”，注意这个“隐”字，这是李世民登基之后赐给兄长的谥号。司马光在评论中用这个称号，不置褒贬，却已然定调，即指一个庸劣的人，占据了大位，而真正有功的人屈居其下。这样的格局，所处地位必然产生猜忌，所拥有的权力必然相互倾轧，兄弟两人，势必不能共存。

不共存的必然性来自三重死结：庸劣的太子占据了功勋彪炳者之上的名分高地；猜嫌日积月累，早在事变之前便已深入骨髓；两股权力一旦势均力敌，结局便只有你死我活。这不是兄弟之间的私怨，而是整个权力结构造就的必然。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一个无法调和的死局。

然后，司马光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假如”。

“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

即是说：假如当初高祖皇帝有周文王那样的英明，能看出哪个儿子才是真正能继承大业的人；假如，隐太子李建成有吴太伯那样的贤德，能像让位给弟弟季历一样主动让贤；假如，太宗有子臧那样的节操，能在本该属于自己的大位面前坚决推辞，那么，这场祸乱又从何而来呢？

文王、泰伯、子臧。三个上古圣贤的名字，被司马光拿来丈量了李渊、李建成、李世民的品格。而答案不言自明，李家父子都够不上先贤。

既然三人都达不到圣贤的标准，悲剧便是无可避免的了。

但司马光没有就此打住。在下一个段落中，他提出了一个更加耐人寻味的辨析，便是关于李世民的初衷，以及这个初衷是如何被扭转的。

“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