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解旷站在桌前，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低着头不吭声，他今年十六，正在上初三，学校早就停课了，他整天在胡同里闲逛，偶尔去街道办帮帮忙，本以为这日子就这么混下去，以后再想办法找个工作，没想到等来的是一张下乡登记表。

“爸，”闫解旷开口了，“我不想去。”

闫埠贵摘下老花镜放在桌上，用拇指和食指慢慢地揉着鼻梁，三大妈在旁边抹眼泪，手里攥着一条已经湿透了的手帕。

“解旷，”闫埠贵开口了，声音沙哑而疲惫，“爸也不想让你去。但这是上面的政策，街道办说了——所有在校的初高中生，全部要下去，一个都不能少，我是老师，更应该支持政策。”

闫解旷抬起头看着他爸，嘴张了好几次，最终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爸给你想好了。”闫埠贵把登记表拿过来，铺平在桌上，“志愿去向这一栏，你先填河北——河北离燕京近，坐火车一天就能到，那边的水土跟咱们这边差不多，你去了也容易适应，粮食关系、户口迁移、棉衣棉被——这些爸都给你准备好，你下去以后，好好干活，别偷懒，别跟人打架，别给咱们闫家丢脸。”

他说一句，三大妈就抹一下眼泪。说到最后，闫埠贵自己的声音也有些发颤，但他硬撑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他是做父亲的，一家之主，他要是哭了，这个家就真的撑不住了。

闫解旷拿起桌上的钢笔，在登记表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写完最后一个笔画的时候，钢笔尖在纸上划了一道长长的墨痕，像是他此刻的心情——凌乱、不安，又带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决绝。

院子里其他几家有适龄孩子的，也都在经历着相似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