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几天，王刚整个人像上了发条一样，白天处理处干科的日常工作，傍晚开始蹲守，雷打不动。

他给自己定了几条规矩：不固定时间、不固定点位、不重复路线，今天在胡同口的馄饨摊坐着，明天就换到对面的茶馆二楼，后天可能就蹲在修鞋摊旁边跟老头下盘棋。他像一块灰色的布，贴在椿树胡同的褶皱里，不显山不露水。

前三天，一切如常。

孙桂兰每天早上七点四十出门，步行十五分钟到纺织工业局，中午在食堂吃饭——不是刘志远说的“从来不在食堂吃饭”，而是每次都坐在最角落的位置，一个人，吃得很快，吃完就走。下午五点半下班，有时候准时走，有时候会晚半个小时，从不见她跟谁一起走。

她的生活像一台上了油的钟，精准、单调、毫无破绽。

王刚每天在笔记本上记录她的行踪，写了几页纸，全都是“正常”“无异常”“未见异常”。他有时候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判断错了，也许孙桂兰真的只是一个性格孤僻的老姑娘，跟严世铎没有任何关系，那天在办公楼门口的“顿了一下”只是偶然。

第四天傍晚，事情起了变化。

那天是周六，王刚记得很清楚，因为纺织工业局下午四点半就下班了，比平时早了一个小时，孙桂兰四点三十五从办公楼出来，没有像往常一样往公交站走，而是拐进了办公楼后面的一条小巷子。

王刚当时坐在马路对面的一个修车摊旁边，假装在等补胎，他看见孙桂兰拐进巷子的时候，心跳猛地加速了几拍，但脸上纹丝不动，甚至还跟修车的老头聊了一句“这天儿是要下雨吧”。

他等了约莫两分钟，才不紧不慢地站起来，沿着马路走到巷口，侧身往里面看了一眼。

巷子很窄，只能并排走两个人，两边是高墙，墙上爬满了爬山虎，巷子尽头连着另一条胡同，孙桂兰的身影已经不见了。

王刚没有追，他站在巷口点了一支烟，慢慢抽着，脑子飞快地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