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轮到了德米特里。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人。

那个人看起来五十岁左右，穿着一身灰色的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一种公务员特有的、温和而空洞的微笑。他的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季莫费·季莫费耶维奇·科切特科夫，三级保障专员。

沃尔科夫，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季莫费·季莫费耶维奇翻着一本厚厚的册子，头也不抬地说，自由职业，插画师，最后缴费日期，去年十二月。断缴三个月。影子透明度百分之四十七，社会记忆指数下降至百分之三十一。嗯，还没到不可逆的程度，但也快了。

什么叫不可逆？德米特里问。

季莫费·季莫费耶维奇终于抬起头来。他的眼睛是一种非常浅的灰色，像圣彼得堡冬天的天空。

不可逆的意思是，他说，语气依然温和，你会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不是死，死至少还有人记得你。是消失。就像你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你的名字会从所有的记录里抹掉，你住过的房间会变成空房间，你认识的人会觉得那个位置一直就是空的。

他合上册子，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推过来。

现在你有两个选择。第一，补缴所有欠费，加上滞纳金，一共八万四千卢布。缴了之后，你的透明度会慢慢恢复，但已经消失的记忆不会回来。第二，签署放弃声明，放弃未来所有的保障权益。签了之后，你会立刻恢复透明度，但从此刻起，你和基金会再无关系。你老了以后，没有人会给你一分钱。

八万四千？德米特里的声音变了调，我现在连八万四千戈比都拿不出来。

季莫费·季莫费耶维奇看着他，那个温和的微笑一点都没有变。

我知道，他说，这就是问题所在。四千两百万人都拿不出来。所以他们都在排那个队。

他指了指德米特里身后那条看不到头的队伍。

你以为你是第一个走到这里的人？你不是。你是第四千两百万零一个。而在你之后，还有更多。这个数字每个月都在增长。你知道为什么吗？

德米特里没有说话。

季莫费·季莫费耶维奇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圣彼得堡永远灰暗的天空，远处可以看到涅瓦河上的冰。

因为这套系统，他说，声音突然变得很低，低到像是在对自己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你们设计的。它是为那些有单位的人、有稳定工资的人、每个月有人帮他们缴大头的人设计的。你们这些人，灵活就业的，自由职业的，你们从第一天起就被放在了一个不可能的位置上。你要用不稳定的收入，去维持一个需要绝对稳定才能运转的契约。你做不到的。不是你不想做，是你做不到。这不是你的错。

他转过身来，看着德米特里。

但系统不在乎是谁的错。系统只认一个东西：缴费。你缴了，你就存在。你不缴，你就消失。就这么简单。

德米特里没有签那张表，也没有交那八万四千卢布。他从分理处走了出来，站在那条无名小巷里，发现自己的手已经能透过一点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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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那栋赫鲁晓夫楼的。他只记得推开单元门的时候，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别洛娃正坐在一楼的长椅上，手里织着一条永远织不完的围巾。

你去了？老太太头也不抬地问。

你怎么知道？

我在这栋楼里住了四十一年，老太太说，每一个断缴的人，最后都会走到那扇绿色的门前面。不是他们想去，是那扇门会找到他们。

她终于抬起头来，那双冻透了的李子一样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德米特里。

坐下，她说，我给你讲个事。

德米特里坐下了。长椅很冷，但他已经感觉不太到冷了。

我年轻的时候，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开始说，也断过。那是九八年，卢布崩了的那年。我在厂里干了十五年，厂倒了，工资发不出来，基金会的费也缴不上了。我断了八个月。

后来呢？

后来我差点就消失了，老太太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我那八个月里，我丈夫不认识我了。我女儿在街上走过我身边，看都没看我一眼。我去商店买面包，售货员把面包递给了我身后的空气。我那时候才明白，这个东西不是在惩罚你，它是在告诉你——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是用钱买的。你不付钱，你就不存在。

那你怎么活下来的？

老太太把围巾放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铁皮盒子。盒子很旧，上面印着苏联时期的镰刀锤子。她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沓发黄的收据，每一张上面都盖着基金会的章。

我把我妈留给我的金耳环卖了，她说，那是我妈唯一留给我的东西。我卖了它，补了八个月的费。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断过。四十一年，一个月都没断过。

她看着德米特里，眼神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不完全是同情，更像是一种经历过同样的事情之后才会有的理解。

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她说，我缴了四十一年，我下个月能领到的钱，是一万一千二百卢布。一万一千二百卢布。在圣彼得堡，够干什么？够交房租的一半，够买两周的食粮，够让你活着，但不够让你像个人一样活着。

她把铁皮盒子合上，重新塞回口袋里。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年我没有卖那对耳环，让自己消失了，是不是反而是一种解脱。但我不敢想太久。因为一想太久，我就会发现，我已经分不清我到底是活着，还是只是还没有消失。

德米特里沉默了很久。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办？他终于问。

老太太重新拿起围巾，开始织。

我不知道，她说，但我知道一件事。那个分理处里的季莫费·季莫费耶维奇，他说得对，这套东西不是为你设计的。但他说得不对的是，他说这不是你的错。这当然是你的错，也当然不是你的错。这是所有人的错，也不是任何人的错。这就是罗刹国。在罗刹国里，对的事情和能做到的事情，从来就不是同一件事。

那天晚上，德米特里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

他的手已经透明到可以看见床单的花纹了。

他闭上眼睛，试图入睡，但他知道自己不会睡着。因为在黑暗里，他听到了一种声音。那种声音不是从外面传来的，是从他自己的身体里传来的，像是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叫他的名字。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

他睁开眼睛。

房间里站着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