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厢里很安静。对面坐着一个老太太，怀里抱着一个布包。布包里有东西在动。陈志远看了一眼，老太太把布包抱紧了，用俄语说了一句话。陈志远听不懂，但他从老太太的表情里读出了意思：别看。
他没看。他看窗外。
窗外是罗刹国的北方。十月的北方已经下雪了。雪不大，细细的，像是有人在天上筛面粉。远处有一片白桦林，白桦树的树干是白色的，在雪里几乎看不见，只有树枝上最后几片黄叶在风里晃。
火车开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到了摩尔曼斯克。
摩尔曼斯克是一个奇怪的城市。它在北极圈以内，但因为北大西洋暖流的关系，冬天不算太冷。但那种不冷比冷更让人难受，因为它不正常。一个在北极圈里的城市，竟然不冷，这本身就是一种对自然法则的冒犯。
陈志远出了火车站，打了一辆车去市中心。司机是个摩尔曼斯克本地人，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波波夫。波波夫是个话多的人，一路上不停地说。他说摩尔曼斯克的好处是冬天有极光，坏处是夏天有白夜，白夜的时候你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你就胡思乱想，胡思乱想你就容易出事。
出什么事？陈志远问。
什么事都有。波波夫说，去年有个日本游客，在捷别尔卡看极光，看着看着就走进了北极圈里，再也没回来。找了三天，找到了。人没事，但他说他在北极圈里看到了一座城市。
什么城市？
他说是圣彼得堡。一座完整的、活着的圣彼得堡，在北极圈的雪地里。街上有人走路，涅瓦河在流，冬宫的灯亮着。他走进去，看到了自己。另一个自己，坐在冬宫的餐厅里，喝红菜汤。
陈志远没说话。
你不信？波波夫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
我信。陈志远说。
因为他在东宫三楼看到的那个影子，那个日本军帽的影子，和波波夫说的那个日本游客看到的东西，是同一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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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品店在市中心的一条小街上。店名叫钢铁记忆，门脸很小，但进去之后，里面大得惊人。和东宫一样，这家店的内部空间比外观大了不知道多少倍。货架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上面摆满了军用品。军帽、军大衣、望远镜、弹药箱、刺刀、水壶。还有散装的零件——导气管、枪栓、弹簧，像卖螺丝钉一样摆在玻璃柜里。
店主是个老头，叫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茹科夫。他坐在柜台后面，面前放着一杯茶和一盘方糖。他看到陈志远进来，用俄语说了一句话。
陈志远听不懂，但他注意到茹科夫的左手缺了两根手指。
中国人？茹科夫忽然用中文说。和沃尔科夫一样，标准得不像外国人。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是今天第三个。茹科夫说，前两个是日本人。第一个进来鞠了个躬，第二个进来也鞠了个躬。你呢？
陈志远没鞠躬。他说：我不是日本人。
我知道你不是。茹科夫说，但你长得像。你们都长得像。这是罗刹国最大的歧视——我们分不清你们。分不清就算了，还把你们当日本人。当日本人就算了，还让你们鞠躬。
他指了指墙上挂着的一排日本军帽。那些军帽是铜绿色的，帽檐上有五星徽章。陈志远数了数，一共十七顶。
这就是前苏联在二战中最失败的农业投资，茹科夫说，在西伯利亚种下去二十万头，一头都没长出来，就收获了这点破帽子。
二十万头什么？
日本人。茹科夫说，斯大林种的。一九四五年，苏联出兵东北，抓了六十万日本俘虏，送到西伯利亚去种树。种了三年，跑了四十万，死了十五万，剩下五万。这五万人里，有几个做了帽子。就是这些。
他拿起一顶军帽，翻过来给陈志远看。帽子里面有一行日文，但被人用俄语写了一行字盖住了。陈志远凑近了看，俄语写的是：此帽属于一个不存在的人。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茹科夫把帽子放回去，这个人在西伯利亚种树的时候死了，但他的帽子活了下来。帽子比人耐用。在罗刹国，这是真理。
陈志远在店里转了一个小时。他买了一个导气管——茹科夫说这是散装的，在这边当兵丢了导气管直接批半天假来买一个装上就行。他还买了一枚苏联时期的胸针，上面刻着为了祖国。
结账的时候，茹科夫忽然说：你口袋里那枚徽章，是东宫拿的吧？
陈志远摸了摸口袋。那枚日本军帽徽章还在。
别留着。茹科夫说，那东西有主人。你拿了它，它就会来找你。它找你的方式是——让你觉得你喜欢罗刹国。
我本来就觉得红菜汤好喝。
那就是了。茹科夫的表情忽然变得很严肃，你已经开始了。不成立三角的第二条——你去过罗刹国，你觉得红菜汤好喝，你就会喜欢罗刹国。但你不懂俄语。这就构成了第二个悖论。第一个悖论压在你身上，第二个悖论就会来拉你。
拉我去哪？
去你该去的地方。茹科夫说，每一个来罗刹国的人都有一个该去的地方。你的地方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它不在中国。
陈志远付了钱，走出军品店。
门外的街上，有个摩尔曼斯克的小伙子正朝他走来。小伙子穿着一件军绿色的夹克，脸上带着一种恭敬的笑容。他走到陈志远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陈志远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顶。
巴格牙路！他喊了出来。
这是他唯一会的一句日语。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喊这句话。他从来没学过日语。但这句话就像是从他嗓子眼里自己蹦出来的，带着一股他自己都不知道从哪来的怒气。
小伙子被他吓了一跳，直起身子，用俄语说了一句什么，然后跑了。
陈志远站在街上，风很大。他摸了摸口袋，那枚徽章还在。但它变热了。像是有人在口袋里点了一根火柴。
五
他没有回圣彼得堡。他去了新西伯利亚。
新西伯利亚是西伯利亚的首都，也是整个罗刹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但它给人的感觉不像首都，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中转站。所有经过西伯利亚的东西——人、货、军队、思想——都会在这里停一下，然后继续往东或者往西。
陈志远到新西伯利亚的时候是晚上。他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旅馆，叫西伯利亚旅馆。旅馆的前台是个中年女人，叫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别洛娃。她登记的时候看了陈志远一眼，说：又一个不懂俄语的。
这个月第七个了。别洛娃说，你们中国人真奇怪。不懂俄语，来罗刹国，还笑。上一个笑的人，现在还在客流量站没出来。
客流量站？
就是地铁站。新西伯利亚的地铁站。你明天去看看就知道了。
第二天，陈志远去了地铁站。
新西伯利亚的地铁站和圣彼得堡的不一样。圣彼得堡的地铁站像坟墓，新西伯利亚的地铁站像防空洞。每一站都挖得极深，墙是混凝土的，上面有辐射标志。是的，辐射标志。那些黄色的三叶草标志贴在墙上，提醒你这里曾经是核防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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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远站在学生站的扶梯上，往下看。扶梯很长，长得像是通向地心。他往下走，每下一层，温度就降一度。到了最底下，他觉得自己不是在地铁站，而是在这座城市的胃里。
站台上有一座雕像。雕像是一个工人和一个集体农庄女庄员，手里举着一把锤子和一把镰刀。但锤子和镰刀的位置不对——锤子举得太高了，像是要砸下来，镰刀举得太低了，像是在割什么东西。陈志远看了一会儿，发现镰刀割的不是麦子，是锤子的柄。
工人在砸自己。
这是一个隐喻。陈志远后来想，整个新西伯利亚都是这个隐喻。这座城市建在西伯利亚的冻土上，冻土下面是核废料，核废料下面是古冰川，古冰川下面是什么，没人知道。但每个人都在往下挖。挖地铁，挖矿井，挖管道。挖到最后，挖出来的不是资源，是自己。
他在地铁站里走了三个小时。每一站都有不同的主题。学生站纪念的是新西伯利亚大学，剧院站纪念的是歌剧院，加加林站——是的，这座城市有一个站叫加加林站——纪念的是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
但加加林站的纪念方式很奇怪。站台上有一把椅子，椅子上放着一双女式皮鞋。说明牌上写着：尤里·加加林的妻子瓦莲京娜·加加林娜每天在面包店排队时穿的鞋。她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排队。另三分之一在等加加林回家。剩下的三分之一，加加林在太空。
陈志远站在那双皮鞋前面，忽然想起了那个苏联笑话。你去加加林家里找加加林，大概率能找到他，因为他不在太空的时候都在家里。但你绝找不到他老婆，因为他老婆要一直在面包店门口排队。这个笑话的概率，基本和指望霍金勇夺世界杯差不多。
但现在，这双皮鞋就放在这里。在地铁站里。在核防护工程里。在西伯利亚的冻土上面。
它是真的。
陈志远忽然觉得，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笑话都是真的。每一个笑话都是一个人用一辈子的排队、一辈子的等待、一辈子的在面包店门口站着换来的。你笑的时候，你笑的不是笑话，你笑的是那个人的一生。
他在新西伯利亚待了两天。这两天里，他去了一家中餐馆吃饭。中餐馆的老板是个哈尔滨人，叫孙大海，来罗刹国二十年了。孙大海给他做了一盘锅包肉，一盘地三鲜，一碗酸菜汤。
陈志远吃着锅包肉，差点哭了。
你怎么了？孙大海问。
没事。就是觉得，这个国家的西餐再好吃，也不如这口锅包肉。
孙大海看了他一眼，压低声音说：兄弟，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什么事？
你身上有股味儿。
什么味儿？
东宫的味儿。孙大海说，我在彼得堡待过。去过东宫三楼的人，身上都有这股味儿。说不上来，像是旧纸和灰尘混在一起，但底下有一层甜的。那是壁画上的矿物颜料的味道。你拿了什么东西出来？
陈志远摸了摸口袋。那枚徽章还在。
我什么都没拿。
你拿了。孙大海的表情变了，你拿了，它就跟上你了。我跟你说，我在彼得堡见过一个人，也是中国人，也是去东宫三楼，也是拿了个东西出来。后来那个人怎么样了？他在彼得堡的地铁里转了三天三夜，出不来。不是迷路，是每一站都是东宫三楼。每一站的墙上都挂着他拿的那个东西。最后他把东西还回去了，才出来。
还回去？怎么还？
你得回去。回东宫三楼，把东西放回原来的位置。但你要注意，放回去的时候不能看它。你一看它，它就认识你了。它认识你，你就走不了了。
陈志远放下筷子。
孙哥，你在这待了二十年，你喜欢罗刹国吗？
孙大海沉默了很久。
我不懂俄语，他说，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好玩的地方的。
这句话和赵哥说的一模一样。
六
他没有回圣彼得堡。他去了海参崴。
海参崴是罗刹国最东边的城市，再往东就是太平洋了。陈志远到海参崴的时候是十一月初，海风已经很冷了。这座城市建在山坡上，房子一层一层往上叠，像是有人把圣彼得堡的建筑倒过来挂在了山上。
他来海参崴是为了看一个地方——武装力量大教堂。
这座教堂在海参崴的山顶上，从城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它不大，但极其华丽。外墙是白色的，穹顶是金色的，在海参崴灰色的天空下，像是一团不肯熄灭的火。
陈志远买了票进去。教堂内部比外面看起来要大得多——又是这种不合理的大。天花板上画着巨大的壁画，画的是天使和圣徒。但那些天使的脸不是欧洲人的脸，是东斯拉夫人的脸。宽额头，高颧骨，灰蓝色的眼睛。他们的表情不是天堂的宁静，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在忍受什么，又像是在期待什么。
但最让陈志远震撼的是那些马赛克拼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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