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之前在车上的时候，杨佩宁曾暗示我、他和联合政府并不是对立状态。

我不知道该不该信他，也不知道双方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但至少在“隐瞒我”这件事上，双方是处于对立状态的。

联合政府想隐瞒我、杨佩宁想让我知道真相，所以我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在他们之间做一个抉择。

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我要选择“寻找自己的记忆”；还是继续“完成自己的任务”。

“我先帮你。”

半秒钟后，我朝杨佩宁伸出右手：“法耶兹副秘书长什么都没告诉我，我也试过几次深度催眠，但还是只有最近半年多的记忆，所以……”

“只要我帮你回想起来，你就会帮我做我想做的事。”

杨佩宁迅速领会到我的意思，可是脸上的表情却有些微妙：“但我需要的是你的‘信任’。”

“哦？”

我的眉梢轻轻跳了一下：“听你的意思，似乎是觉得我恢复记忆、就不会信任你了？”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信任我，要怎么配合我完成深度催眠？”

杨佩宁用一种熟悉的频率拍了拍手，脸上的笑容愈发微妙起来：“不做深度催眠，就没法找回你的记忆，但是让我给你做深度催眠……你能信我吗？”

“我当然……”

“信”字刚到嘴边，我忽然毫无征兆的停了下来。

这是一个将服从性和奖励机制绑定起来的“预设陷阱”。

一个简单的例子——

孩子向父母索要零食或是玩具时，父母反问孩子“你听话吗”。

如果这时候孩子说了“听话”，那么父母的回应就是“听话，咱不买”，反之则是“不听话凭什么给你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