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能身处这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吾辈的荣幸，也是吾辈的使命。”李兆先由衷的赞同道。

“可是，李兄，儒家的先贤们当中，也不乏以天下为己任之人，儒家子弟也并不都是只顾自家荣辱兴衰，而将国家大事抛在一边的人。瑕不掩瑜，不论哪家哪派，都有长处也有短处，可新旧制度的差距，新旧官僚的差距为什么就这么大呢？”

杨慎的声音夹杂了些苍凉意味，缓缓说道：“比如我爹……其实我爹还算是个好官，杨家在四川有些产业，可也都是祖辈传下来的，我爹入京这些年，田产的规模虽是扩大了些，却都是些投献所来，杨家也并未贪了他们的。”

“朝堂上的事情可能复杂些，可我爹走的也是清贵翰林的路子，就算有些不妥，也应该与律法无碍，最多，也就是入阁这几年，有些倾轧罢了。”说到这里，他的语调突然变得尖锐起来，语气也有了些愤怒之意。

“可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会犯下勾结鞑虏入关，坐视……不，是暗中支持宁王谋逆，这样足以遗臭万年的罪过！我真是想不通，他已经入了文渊阁，位极人臣，就算新政会削弱内阁的权柄，可他若是愿意改弦易辙，却未必不能在参政院中占有一席之地，毕竟……”

参政院还没有正式登上大明的朝堂，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扩大版的内阁也越来越完善了。目前，参政院以书院学子为主，混杂着不少开明的低级官吏，主持的却是焦芳。

论政略见识，焦芳其实是不如杨廷和的，所占的优势，也不过是个先机罢了。

后者的城府气度都是了得，大势已经如此，若是以国家大事为重，未始不能在参政院有一番作为；就算咽不下这口恶气，急流勇退也不失为良方；就算真的不碰南墙不回头，也应以政略相抗衡，申明自己的主张才是。

若是易地而处，杨慎只能想到这三种办法，无论哪一条，都是有可行之道的。就拿他参与的立法工作来说，其实这里面体现的，就是制衡之道。

以法纪维护弱势的民众利益，以法纪消弭特权，别看这些东西都是谢宏主张的，可他在其中却得不到任何便宜。等到法制健全的时候，他这个冠军侯的权势会缩水很多，到时候，他依然会受到天下人的景仰，可那却都是来自于他过往的事迹，而不是那个官职。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争斗的双方似乎都没有私心，至少杨慎可以肯定，杨廷和是没什么私心在的。可他实在想不通，本着公心，老爹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情？难道他不知道，这种事的难度无异于走钢丝，一个不好，就是天下倾覆的局面吗？

“用修……”李兆先欲言又止。

杨廷和和李东阳都是那种肚里做文章的人，不过两人的性格却不尽相同。

李东阳的心机没那么阴沉。虽然有多谋之名，可李东阳擅长权衡，喜欢用堂堂正正的手段，手段也跟狠辣不沾边。所以，历史上的李东阳，才会在正德七年被杨廷和暗算，憋闷无比的离开了朝堂，最后郁郁而终。

还有一点不同就是，李东阳和李兆先父子间的关系也有些怪，自从后者懂事以后，一直就不怎么着调，对传统的东西都深恶痛绝，最后更是走上了跟老爹完全相悖逆的道路。

按照这个时代的观念，有这种忤逆儿子，老爹就算被气死，也不是啥怪事，执行家法，赶出家门，见面就骂，才是李东阳应该做的。